實施三孩生育政策能夠積極應對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風險，長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齡結構，擴大新增勞動力供給，減輕老年人口撫養比等。但數據顯示，此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四五”時期我國生育水平或仍將處于低位，但不必過度憂慮，除了要進行生育支持的制度性安排，還要有引導青年一代家庭婚姻觀念的舉措。在她看來，生育保險、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生殖健康服務是生育保障服務制度的基本支柱。

我國進入零增長區間

北青報：您認為，2022年中國人口會步入負增長的階段嗎？

賀丹：中國人口正處在一個重大轉折期，也是一個波動比較大的時期。這個不穩定的年限有多長，現在并不能確定。我曾提出過一個人口“零增長區間”的概念，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等于零，就是“零增長”，如果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負100萬，就是“零增長區間”。按照這個概念，從去年開始，我國已經進入了“零增長區間”。“零增長區間”這個概念的樹立有益于我們更加平和、中性地看待中國人口增長方式。

北青報：我國生育率近年來下降比較迅速，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賀丹：我國生育水平下降快，有幾方面原因。一個原因是經濟社會發展會拉低生育水平，這是一個自然的規律，是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互動的一個必然規律，也會是一個長期趨勢。還有就是新一代青年群體生育觀念、家庭觀念和婚姻觀念的變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90后、00后的生育觀念與70后、80后差別較大。90年代出生的孩子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他們也是在中國富起來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婚姻觀念受到現代文明理念的影響，變化很大。當90后和00后成為生育的主體，對生育水平的影響權重越來越大以后，生育水平出現了下降。

多重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我們現在生育水平比較大的下跌，而且這個趨勢也有延續的傾向。“十四五”時期，我國生育水平可能還是會比較低。但是我覺得也不必過度憂慮，中國跟已經陷入低生育水平不能恢復的國家不一樣。我們國家家庭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是一個普婚普育的國家。雖然年輕人觀念變化很大，但與一些終身不婚率、終身不育率非常高的國家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除了要有生育支持的制度性安排以外，還要有引導青年一代家庭婚姻觀念的舉措。

不主張濫用輔助生殖

北青報：現在婚育年齡都在延后，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是否會越來越高？《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要規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您怎么看？

賀丹：由于人口結構和經濟社會的變化，結婚生子的年齡確實都在延后。如果生孩子太晚，可能會面臨很多困難，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就會更高。以我們目前的醫療技術條件，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要承受精神上和身體上的痛苦，且對于年齡比較大、身體條件不太好的女性來說，成功率也不是很高，還容易引起醫患糾紛。一些機構在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方面也有一些不好的現象，比如過度引導需求等。

所以我們倡導鼓勵適齡婚育，該生育的時候生育，這是最好的。我們也不主張濫用輔助生殖技術，這是從保護女性的生殖健康和身體健康，以及促進家庭和諧幸福的角度來考慮的。下一步要加強輔助生殖技術方面的醫學研究和臨床經驗總結，不斷加強政策研究。未來，一些輔助生殖的技術也可以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

生育支持政策應以家庭為單位

北青報：一些“喪偶式育兒”現象也讓很多女性對生育子女望而卻步，您對這一現象怎么看？我們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賀丹：在我們新型的家庭文化里，除了傳統的孝老近親、代際互相支持之外，特別要倡導家庭成員性別平等，每個家庭成員都要分擔自己的責任，男性也應該參與到家庭育兒的過程中。

我一直在倡導要更加注重家庭文化建設，家庭文化建設應該上升到更高的層面，特別是提高家庭發展能力、支持家庭養老撫育功能應該作為我們政策倡導的一個主要方向。我們的政策目標不應該是簡單的代替家庭功能，而是通過政策的支持強化家庭功能，強化家庭為個人提供社會保護的功能。

現在我更愿意用“家庭友好”的概念來解釋“生育友好”。不僅是在生育階段，社會給予家庭支持，家庭友好應該是一個生命全周期的概念。我們的支持政策，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這樣更能夠鞏固我們家庭的功能。

焦點

多方共同努力

加強生育保障制度建設

北青報：中央《決定》發布之后，很多省市地區都出臺了延長產假的政策。但很多女性“不敢休”“不能休”，如何保證這些假期能夠真正得到落實？

賀丹：這一次政策調整的核心目標并不是我們要生多少孩子，而是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幫助有生育意愿的這些家庭實現他們的生育意愿，最終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的宏觀政策目標。所以在評估中央《決定》貫徹落實情況、政策效果時，生育支持政策出臺和落地的情況是一個主要指標。

中央《決定》發布以后，各地在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過程中都把延長產假、陪產假，設立育兒假等作為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大家確實也有一些擔心，擔心這些假期能不能得到落實。實際上，生育保險就有保障女性生育期間工資待遇的功能。這是一個保障有關產假政策的落實、保障女職工在生育期間的工資待遇和各種福利待遇的一個基本制度。

我們還是要加強生育保障基本制度的建設，從制度層面上系統性解決這些歧視。生育保險本身覆蓋面很小，籌資的渠道也比較單一，企業繳費是唯一的渠道。有些地方調整生育政策之后，可能也會有一些兜底的政策。但總體來說，還需要加強生育保險制度改革，擴展覆蓋面，以滿足未來在生育保障方面可能面臨的更多支付需求。

北青報：要讓大家“敢生娃”，其實涉及住房、婚育假期、婦女就業保障、托幼服務、醫療供給、義務教育等多方面問題，應當如何打好組合拳？從已出臺的支持政策來看，您認為還有哪些瓶頸需要突破？

賀丹：這次中央《決定》與以往生育政策調整的決定和意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次中央《決定》更加關注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個突出特征。

我們以前的政策體系是控制生育的，現在要建立一個生育支持和生育保障的政策體系，是一個完全重塑的過程，所需要的時間應該是比較長的。

令人欣喜的是，中央《決定》出臺以后，各地反映非常積極，各個層面都有比較好的探索和實踐，出臺了一些全方位給予家庭生育支持的政策。接下來，到底應該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把有限的資源精準投入到哪些方面更好，需要研究人員、決策者、實踐者共同努力。

文/本報記者 董鑫

攝影/本報記者 郭謙 統籌/徐鋒